先秦时期

    皋陶造狱的文字记载

    古籍文献有关皋陶造狱的记载有许多，《急就章》：皋陶造狱法律存；《广韵》：狱，皋陶所造；《唐律疏义》：皋陶造狱。中国古代监狱中都恭奉皋陶的画像。上图为山西洪洞县志关于皋陶造狱的记载。

    商代文字所见刑罚表

    《左传》说“商有乱政，而作汤刑”。《晋书》记载：“夏后氏之王天下也，则五刑之属三千。”商代刑罚制度有进一步发展，《荀子·正名》称：“刑名从商。”可见商代刑名对后世影响之大。据文献记载，当时常用的刑名主要有墨、劓、剕、宫、大辟等五种，并已得到殷墟甲骨文的印证。五行之外，还有许多酷刑，如孥戮、劓殄、炮烙、剖心、醢、脯等。可见其刑罚有较大的随意性。

    炮烙之法

    商纣王荒淫无道，“以酒为池，悬肉为林”，并作“炮烙之法”：用青铜制成空心铜柱，中间燃烧木炭，将铜柱烧红，对敢于议论他是非之人，即绑在铜柱上活活烧死，或命之行走于铜柱之上，因烤烫而落于火炉烧死。纣王的凶残暴虐，加速了商朝的灭亡。

    大盂鼎：明德慎罚

    大盂鼎，高101.9厘米，口径77.8厘米，为周康王23年贵族盂所铸的祭器，与之前成王时期铸的铜器班簋、师旅鼎，均记载了“明德慎罚”的法制思想。大盂鼎内壁铸有铭文19行 291字 ，记述康王命盂管理兵戎，并赐给香酒、命服、车马及1700余名奴隶之事，其中内容进一步强调“敏谏罚讼”主张。意思是决讼断狱要规定期限，不得滞留，以防滥狱、滞狱，为研究西周奴隶制度、法律制度的重要史料。该鼎传流至今历经数千年，过中曲折，令人慨叹。

    吕侯制刑——训匜

    西周中期周穆王命司寇吕侯制刑，他废止严酷的旧法，以“明德慎罚”为原则，“作修刑辟”。史传《吕刑》有“墨、劓、剕、宫、大辟”五刑，共三千条。原本今已失传，今文《尚书》中现存《吕刑》一篇。其中记载着触犯刑法的人可以上交一定财物而免除一定的刑罚。它在夏朝赎刑的基础上制定了赎刑制度。1975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出土了一件西周中晚期青铜器---训匜，一种盛水器。其上有铭文157字，记述了周王重臣伯阳父依据当时的刑法处理的一件案子，因诬告上级训，一位任牧牛的小官被判处鞭打1000、黥面、免职，也可按照当朝法典交金（铜）300鑀、鞭打500处理。训最后收到了金制作了这件青铜器。

    李悝：成文法典之鼻祖

    李悝，魏国人，相传是儒门弟子子夏的弟子。《法经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成文法典，它确立了“王者之政，莫急于盗贼”的立法宗旨，成为后世历代刑事立法的重要指导思想。《法经》共六篇，《盗法》、《贼法》、《囚法》、《捕法》、《杂法》、《具法》分立篇目，初步创立了成文法典的篇章体例结构，对后世的法典编纂与立法技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在魏国变法成功，引起了各国竞相效仿，一时间，变法称为当时的时代潮流。

    管仲：以法治国

    管夷吾，字仲，人称管仲。曾做过三次小官都被辞退。齐桓公执政后，拜管仲为相。管仲立号令，定刑罚，竭尽全力，帮助齐桓公治国安邦，使齐国由乱到治，民心整齐，终于成为“春秋五霸”中的第一霸，管仲被称为“春秋第一相”。管仲死后，出现了一部名为《管子》的书，内容复杂，其中很多体现法家治国思想的内容，但并非管仲一人之言。

    子产铸刑书：首次公布成文法典

    子产（？-公元前522年），复姓公孙，名侨，郑州新郑县人，法家代表人物之一。公元前536年，郑国由执政子产主持，率先“铸刑书于鼎，以为国之常法”，向全社会公布，史称“铸刑书”。在中国古代社会，鼎是国家和政权的象征，“铸刑书于鼎”体现了法的权威性，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立法活动。它一改“刑不可知，则威不可测”的神秘主义法制观念，把法从立法者的袖筒扯出来置于光天化日之下，是中国法制的一大进步。

    商鞅变法

    商鞅（约公元前390年-公元前338年），卫国人，姓公孙，名鞅，后封于商，后人称之商鞅，法家代表人物之一。商鞅于公元前356年下令变法：将《法经》推行于秦国，厉行“法治”、“重刑”，同时废除世卿世禄制，实行军功授爵制；废止宗法分封制，建立国君集权制等。公元前350年，秦从雍（今陕西省风翔县）迁都咸阳，商鞅再次下令变法，统一度量衡，平斗桶、设置县令等。由于变法触犯了守旧势力，加之其刑戮太重，遭到国人公愤，招致灾祸。秦孝公死后，商鞅仍自恃相国，遂遭贬。在逃亡他国途中被擒，受到五马分尸之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