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”此诗的创作背景源于李白因永王李璘 案牵连，遭受惩罚流放至夜郞 。在流放途中，李白在白帝城得知获赦的喜讯，乘船返回江陵之际，欣喜若狂，遂成此篇《早发白帝城》。在古代，流放是一项严厉的惩处，其严重性在很多时候仅次于死刑。
依史书记载，夏朝时期已设有流放制度，共工与三苗即曾遭受流放之刑。战国时期，流放刑罚逐步法制化与规范化，但尚未确立为正式法律制度。《尚书》中提及“流宥五刑”，秦朝的“迁”与“徙”等刑罚可视为后世流放刑之原型，然而此时流放刑尚未形成体系。直至北魏时期，流放制度始正式纳入法律条文：“临军征讨，而故留不赴者，死。军还先归者，流。”
在隋唐时代，“流放”制度被正式纳入“笞、杖、徙、流、死”五刑之中。《唐律疏议》对流刑的距离标准作出了规定，分别为二千里、二千五百里、三千里，从而使得“流三千里”成为我国古代重刑的代名词。进入北宋时期，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法律制度的完善，朝廷实施了一种名为“折杖法”的刑罚，除被判死刑的罪犯外，其他被判笞、杖、徙、流四刑的罪犯，均可折抵为臀杖或脊杖。例如，流放三千里者可改为脊杖二十，服劳役一年；流放二千五百里者，改为脊杖十八，服劳役一年；流放二千里者，改为脊杖十七，服劳役一年。原先的流刑四等则改为加役流，处以脊杖二十，服劳役三年。
在宋代，鉴于国内外局势以及朝廷“重文抑武”的政策等因素，对流放刑罚进行了多项调整。总体而言，相较于以往王朝，宋代在法律层面倾向于从轻判决，对死刑的适用较为审慎，相应地，流放刑的判罚比例有所上升。宋太祖赵匡胤创立了刺配之法，该刑罚集杖、踪、流、役四种刑罚于一身，不仅包括杖脊、刺面，还需终身服苦役。流放者无论逃至何处，脸上的刺字皆彰显其身份，从而断绝了他们的希望。《水浒传》中的梁山好汉，诸多源于逃亡流放者，因被刺字，不愿在流放地久待，只得投身梁山，如宋江、林冲等。至明代，明太祖朱元璋对“刺配”加以限制，在《大明律序》中明确：“合黥刺者除党逆家属并律该裁外，其余有犯俱不黥刺。”
在明代，罪犯可通过“输役”或“纳赎”等方式减轻刑罚，然而，“充军”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流放的地位。鉴于军户地位低下且常面临危险，明代流放犯人逃亡现象严重，因此设立了专门负责处理此类问题的机构——“清军御史”。《明史录》记载：“宣德八年命行在都察院严官吏军民逃军、逃囚之禁，定首捕赏格，揭榜示之。”
清代在流放制度上增加了杖刑，总体仍遵循“南人发北、北人发南”的原则。对于逃亡者，清代实施严厉的惩罚：“遣犯私逃，二十日内自归者，尚可贷死。”若超过20 日，便要“即行俱奏，降旨各处要拿”。《督捕例则》中针对逃犯及窝藏者制定了详细的惩治条例。
历史上著名的流放地，如潮州、崖州、黔州、房陵、宁古塔等，在古代皆为令人闻之色变的险恶之处。以房陵为例，据《史记》记载，此地因“纵横千里、山林四塞、其固高陵、如有房屋”而得名“房陵”。房陵曾先后成为16位皇帝、16位君主、13位将相的流放之地，其他各类人士更是数不胜数。
再说说宁古塔，这里因清宫戏而声名远播，实乃名副其实的苦寒之地。一年之中，半数以上的时间气温均在零下30摄氏度，最低可达零下50摄氏度。据清代笔记《研堂见闻杂录》记载，此地堪称“非复世界，中国亦无至其地者”。明末清初诗人方拱乾在《宁古塔志》中描绘：“人说黄泉路，若到了宁古塔，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！”顺治年间因科场案流放至此的大臣吴兆骞，在给母亲的信中对宁古塔的严寒如此形容：“宁古寒苦天下所无，自春初到四月中旬，大风如雷鸣电激，咫尺皆迷，五月至七月阴雨接连，八月中旬即下大雪，九月初河水尽冻。雪才到地即成坚冰，一望千里皆茫茫白雪……一年到头，不是种田，即打围、烧石灰、烧炭，并无半刻空闲日子。”《绝域纪略》中，江南女子汲水的场景令人叹为观止：“舂余即汲，霜雪井溜如山，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，不可纪，皆中华富足家裔也。”这些女子，昔日多为娇贵矜持的富家女，如今在严寒气候下赤脚单衣，其悲惨境遇可想而知。“南国佳人多塞北，中原名士半辽阳。”据统计，清代宁古塔流放人数逾一百五十万人，其中多为南方名士和佳人。
被流放者在流放途中也是九死一生，背负几十斤重的枷锁，一路上风餐雨露，途中往往死亡过半。抵达流放地后，千里荒野，野兽成群，住所简陋，食物水源匮乏，加上瘴气和极端天气的考验，医疗水平低下，一旦生病更是雪上加霜。
流放者背井离乡，孤独度日。古人重视“落叶归根”，客死他乡不仅意味着身体的死亡，更是精神上的毁灭。因此，流放实际上与判处死刑无异，古人对此深感恐惧。正如《汉书》所述：“安土重迁，黎民之性；骨肉相附，人情所愿也。”
流放之刑严酷，可绝大多数遭受此刑的人并未选择逃离，因为他们还抱有一丝微弱的希望——大赦。此外，古代对于流放犯人逃跑的惩罚措施极为严苛。以唐代为例，《唐律疏议》明确规定：“流、徒囚，谓或流或徒者。各在其役限内而亡者，注云犯流、徒应配及移乡人，未到配所而逃亡者，各与流徒囚役限内而亡罪同，一日笞四十，三日加一等，十九日合杖一百。过杖一百，五日加一等，五十九日流三千里。”
流放刑不仅对被流放者身心造成严重摧残，同时也对文明产生负面影响。尽管流放犯个人命运悲惨，但部分被流放的文人仍保持内心高贵。在流放苦难中，他们彰显人性，创造文明。例如，苏轼被流放至海南时，当地居民缺乏基本生活设施，如水井、耕种技能及药材。苏轼便亲自挖掘水井，教授耕种技术，并从中原引入药材。他在当地设立学堂，传授知识。在他抵达海南之前，当地从未出现过举人，然而短短几年后，他的学生便考取了举人。又如林则徐，被流放至新疆后，致力于农业建设，研究出减少蒸发的水井以解决灌溉问题，将荒地变为肥沃良田。明末兵部尚书张缙彦被流放至宁古塔，他将中原的蔬菜种子和耕种方法带到那里，受到当地人的尊崇。清代方拱乾、方孝标家族被流放至宁古塔，他们对当地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。《太炎文录续编》记载：“初，开原、铁岭以处皆胡地也，无读书识字者。宁古塔人知书，由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。”至乾隆年间，宁古塔耕地面积已扩大十倍，粮食品种增至十几种，甚至开设了十几家贸易货栈。
清末，随着交通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变革，流刑的执行逐渐宽松。清宣统年间，依据《大清新刑律》的规定，流放刑被正式废除，这一刑罚方式随之与封建王朝一同消失于历史长河。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以及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，公众的价值观念亦发生了改变，人们在追求公正与秩序的同时，越来越重视对个体权益的尊重和保护。流放刑的废除并非是单纯的制度淘汰，还代表着人类文明对个体权利和尊严保护的崛起。